凯恩看着他。“不知道。”
高桥把一份名单推到他面前。
“这些人，你认识吗？”
凯恩低头看着那份名单，密密麻麻的日文名字。
他一个都不认识。但他知道，他们都是那些在银杏树下听他讲过话、接过他递出的小册子、然后消失在人海中的普通人。
“不认识。”
高桥沉默了良久。
审讯室里的灯管镇流器嗡嗡作响，像某种不耐烦的、催促的昆虫。
一个月过去了，凯恩被转移了多处羁押场所，接受了无数次审讯，换了四拨检察官。
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。那些人去了哪里？你们是怎么把他们送出去的？背后的组织叫什么？经费从哪里来？
凯恩的回答始终如一。他没有送任何人，没有组织，没有经费。他只是走路、说话、发书。
那些人去哪里，他不知道。也许他们只是去了另一个城市，换了一种活法。
检察官们不信。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，这个人与那些消失的人之间有联系。
但直觉不是证据，而所有的证据：监控录像、通讯记录、银行流水、出入境记录都是空白。
凯恩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脑，没有银行账户。
他的钱是现金，从哪来不知道。
他的行动路线随机，没有规律。
他接触的人都是陌生人，见过一次就再也不见。
他像一滴水，渗进了这座城市的裂缝里，你抓不住他，只能看着他流走。
案件的舆论开始发酵。
报纸上出现了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：
《四千人神秘失踪背后的外国传教士》
《“不争不抢”教主的真面目》
《斜教还是救赎？底层民众为何纷纷出走》。
有记者在报纸上把凯恩描绘成“新型宗教的创始人”，说他用花言巧语骗取底层民众的信任，然后把他们卖到海外当劳工。
也有人为他辩护，说他只是一个传播和平理念的流浪哲人，失踪与他无关。
名古屋拘留所，会见室。
吉田来了。
那个福冈二手书店的老人，隔着玻璃坐在凯恩对面，把话筒贴在耳边。
他看着凯恩，凯恩看着他。两个人沉默了很久。
“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”
吉田说，
“安心的等待。他让我转告你：你会出去的。他们没有任何证据。你干净的像一张白纸。”
凯恩没有说话。
“他还说，你做的事，不需要被理解。不需要被相信。只需要被需要。”
凯恩低下头，看着自己左臂上那条暗红色的疤痕，在荧光灯下泛着幽幽的光。
吉田站起身，把话筒挂回墙上，隔着玻璃看了凯恩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远。
高桥检察官最后一次提审凯恩，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。同样的房间，同样的灯光，同样的沉默。
“凯恩先生，我最后问你一次。那些人，到底去了哪里？”
凯恩看着他。那双曾经浑浊的、暗沉的、失去焦距的眼睛，此刻有一种奇怪的、像湖水一样的平静。
“他们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“什么地方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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