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，消失了。
警视厅注意到这个趋势是在第七天。
统计数字摆在案头，能遮挡住坐在桌子后面的人。
负责统计的官员换了一种算法，把“自然减员”、“正常流动”、“经济迁移”都排除，只留下那些“无理由、无目的、无踪迹”的消失。然后数字开始以指数级增长。
第十天，东京，警视厅。
安全部长把一叠报告摔在桌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惊动什么。
“这不是人口流动。这是……人间蒸发。”
没有人接话。他们都知道。但没有人敢说。
说了，就要面对那个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：
他们去了哪里？
第十八天，法务省。
一份绝密报告被送到大臣的办公桌上。
报告没有结论，只有数据。最后一页是一行手写的批注：
“若不采取有效行动，预计三个月内将再流失五万人。”
大臣看完，把报告锁进抽屉，没有批阅，没有批示。他怕白纸黑字落下去，就成了自己的责任。
但有人不怕。一个穿深色西装、没有名牌、没有职务的男人，在某个深夜走进了大臣的官邸。
两人谈了不到十分钟。大臣没有送客，客人没有留名。
第二天，一份没有编号的文件从法务省发出，收件人是“有关方面”。内容只有一个字：可。
暗杀不是新闻。
在这个国家，那些让高层睡不着觉的人，总会有人替他们拔掉钉子。
区别只在于钉子的大小。
凯恩属于不大不小，正好是那种“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”的尺寸。
他是一个流浪汉，没有国籍，没有职业，没有家庭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律师。
他没有被报道的价值，没有被哀悼的资格。他的消失，会像一滴水落入大海，无声无息。
计划很专业。执行者是“有关方面”从外部聘请的，没有任何背景，没有任何可能追溯到官方的背景。
他们只需要一个地点，一个时间，一个确认。
地点：名古屋站前公园，那棵大银杏树下。
时间：夜幕降临后。凯恩每周三晚上会去那里站一会儿，不说话，只是站着。
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、但还没有折断的树。
有人在等他，他不在，他们会走。
他在，他们会停下来，站在那等着他演讲。
枪声被消音器削得很短，像一声叹息，像一片叶子被风从树上撕下来时发出的脆响。
凯恩的身体晃了一下，没有立刻倒下。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，那里渗出一片暗红色的、正在扩散的湿痕。
然后他跪了下来，双手撑地，像在祷告，又像在休息。银杏树的叶子在黑暗中飘落，无声地落在他背上，像一床薄薄的、褐色的被子。
那些等着他的人，只是站着，看着，像在看一场他们早就知道结局的戏。
然后，他们开始向南方，向那些没有人会问“你去哪里”的方向。
他们低着头，脚步很快，但没有慌乱。
凯恩的尸体在公园里躺了四个小时后。
一个环卫工人发现了他。
警察来了，拍了照，叫了法医，运走了尸体。
没有记者，没有报道，没有目击者。一切按“流浪汉猝死”处理。
三天后，九州，鹿儿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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