贝贝到沪上的第三天，才真正明白什么叫“不懂规矩”。
第一天是找不到路。她从十六铺码头下了船，怀里揣着养母塞的六个茶叶蛋和养父给的二十三个铜板，背着一个蓝布包袱，站在马路牙子上整整愣了一炷香的功夫。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她面前驶过去，黄包车夫吆喝着“让一让让一让”，报童举着报纸边跑边喊“号外号外”。满大街的人都在往前走，都有地方去，都知道自己该往哪儿拐。只有她不知道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养母连夜纳的布鞋，鞋底已经磨薄了一层，脚趾头在鞋面下不安地蜷了蜷。
第二天是听不懂话。她拿着养父写给远房表舅的信，按着地址找到闸北一条叫“永庆里”的弄堂。表舅倒是在家，叼着烟卷上下打量她一番，出来的话她大半听不懂，只听明白了一句——“侬乡下人来上海做啥？这里米珠薪桂，自家都吃不饱。”门在她面前关上的时候，门框上贴的“福”字掉了一个角，在风里啪嗒啪嗒地拍着。贝贝捡起来想给贴回去，踮起脚尖发现够不着，就把“福”字端端正正地靠在门槛边，转身走了。
第三天，也就是今天，她终于明白了沪上最要命的一条规矩：穷人，不该挡富人的路。
事情发生在南京路上。贝贝是来找绣坊的。她在十六铺码头蹲了两天，跟几个摆摊卖绣品的妇人混熟了，打听到沪上的绣坊都集中在老城厢一带，其中有一家叫“锦云坊”的，专收苏绣绣娘，工钱给得公道，老板娘是苏州人，不欺负外地人。贝贝把地址记在一张从码头捡来的香烟壳背面，一路问一路走，从闸北走到老城厢，从老城厢走到南京路，走得脚底板起了两个水泡，其中一个已经在鞋子里磨破了，每踩一步都像踩在一粒烧红的黄豆上。
南京路比她见过的任何地方都繁华。两边都是三四层高的洋楼，楼下是百货公司、西餐厅、咖啡店，橱窗里陈列着她叫不出名字的洋货。街上跑着汽车，喇叭声此起彼伏。穿旗袍的太太挽着穿西装的先生，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留下一阵她从来没闻过的香水味。贝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蓝布衣裳——那已经是她最好的一身了，是养母在她临行前熬夜改的，把袖子放长了一寸，把领口的补丁换了一块颜色相近的布。但在这条街上，这身衣裳还是显得格格不入。她没有自卑——养父教过她，人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但她确实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自在，像一只竹筏漂进了全是铁壳轮船的港口。
拐过先施公司就是锦云坊的招牌——一块不大的木匾，挂在二楼，字是苏绣绣出来的，远远看去像一幅画。贝贝仰头看着那几个字，心里盘算着等下见了老板娘该怎么。“老板娘您好，我叫阿贝，从吴江来的，会苏绣，学过乱针绣和打点绣，能绣双面异色。”她在心里把这句话背了十几遍，像背课文一样，连语气词都反复斟酌过。
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刺耳的急刹车，接着是玻璃瓶摔碎的脆响。贝贝下意识地回头——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急停在路中间，司机探出头来破口大骂，一个挑着汽水瓶的老汉被擦碰得一个趔趄跌倒在地。担子倒了，玻璃瓶碎了一地，橘子味的汽水在柏油路上冒着白沫淌开，像一条金橙色的河。
贝贝的第一反应不是躲开，是冲上去。她跑过去扶起老汉，把散在地上还没碎的几瓶汽水捡起来，用自己的包袱皮垫着放在老汉身边。老汉的膝盖磕破了，鲜血顺着腿往下淌，他顾不上疼，只坐在地上看着那一地碎玻璃发愣，嘴里反复念叨着“完了完了，一上午白干了，这担子汽水够我家半个月的米钱”。贝贝蹲在他旁边，从自己包袱里翻出一块干净的手帕，利地给老汉包扎膝盖。这是跟养父学的——渔船上的磕碰比这严重多了，养父从来不去医院，都是自己拿白酒洗一洗，撕条破布裹上，第二天照常出船。“阿爹的，伤口不能闷着，闷着化脓。但你得先把碎玻璃碴子清出来，不然包上也没用。”
街上的人很快围过来。沪上人爱看热闹，不到半分钟就围了一个圈，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，只有人指指点点——“老头子自己不看路”“司机按了喇叭他还往前挑”。
别克车的司机跳下来，是个穿着黑绸衫的壮汉。他先走到车头看了看有没有剐蹭，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朝老汉走过来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往地上一扔：“拿着赶紧走，别挡路。老子还有急事！”钞票在汽水滩里，纸角洇上金橙色的橘子水，像被人蘸了糖浆。老汉没去捡，低头缩肩，像一只被暴雨打懵了的老狗。
贝贝站起来了。她不是要打架，她的身高才到那壮汉肩膀，真要动手一根手指就能把她推倒。但她还是站起来了，站得很直，下巴微微扬起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壮汉。养父被人欺压时也是这么个站法，手不动脚不移，但那一身硬骨头能把人逼退三步。她没有养父那一米八的个子，但她的脊梁挺得一模一样。
“你撞了人，应该先问伤，不是先看车。”
她的声音不大。码头吵，围观的人群也吵，但她这句话下去的时候，周围忽然静了几秒。不是因为声音有多大，而是因为这姑娘的声音太稳了——带着一口软糯的江南腔，却每个字都像用铁锤敲在青石板上。壮汉没料到这个穿蓝布衣裳的乡下丫头敢出头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像被她的眼神烫着了似的，退了一步，骂骂咧咧地又掏了两张钞票扔下，上车猛踩油门跑了。老汉缓过劲儿来，伸手将地上被汽水泡着的钞票一张一张捡起，在衣襟上擦干水，捏在手里不话，只对着贝贝鞠了一躬，挑起空担子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贝贝目送他走远才蹲下去收拾自己的包袱，发现刚才用来给老汉包扎的手帕是养母做给她的一条——上头绣着并蒂莲，是养母在她临行前从自己压箱底的嫁妆里翻出来的。她把帕子抖了抖，血渍已经浸透了丝线，两朵莲花被染成了铁锈色。她没舍得扔，叠起来放进包袱最里层，重新背好包袱往锦云坊走。刚走两步，发现包袱皮上多了条口子——是刚才捡碎玻璃时被划的，从右下角裂开半寸，从裂缝里透出来的是那块莫家玉佩，温润的青白色在阳光下一闪。
“姐，请等一下。”
贝贝回过头。一个年轻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，西装笔挺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皮鞋锃亮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少爷。但这种富贵不是暴发户那种——他的西装是藏青色的，不是那种招摇的浅灰；袖扣是银的，没有刻名字；头发梳得整齐但不油亮。整个人站在那里，像一块被水流冲刷得很光滑的石头，不扎眼，但压得住场面。
齐啸云。
贝贝当然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但她注意到他的眼睛——他看她的时候，没有那种“你是乡下人”的神情。跟她这几天在沪上街头看到的那种目光完全不一样。
“你的手背上扎了碎玻璃。我帮你看看？”齐啸云指了指她手背。他刚才在对面咖啡店二楼跟客户谈生意，隔着窗户看见了整件事。他本来没打算下楼——在沪上，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，有钱人撞穷人、穷人躲富人，看多了就习惯了。但那姑娘扶老人时弯腰的姿态和包扎膝盖时利精准的手法——先清理碎碴子再包扎，跟他认识的一个外科医生如出一辙——让他放下了咖啡杯。不出为什么，就是想下楼看看。下楼时走得太急，还碰翻了邻桌的咖啡杯，赔了人家一张名片。
“不要紧，一点点破皮。”贝贝把手缩回去。她不习惯被人关心，尤其是在街上遇到的陌生男人。养母过，大城市的男人嘴巴甜，不能信。但这个人话的声音很稳，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调子，倒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“你学过包扎？”齐啸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。手帕是麻料的，叠得四四方方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干净得能闻到洗衣皂的味道。
“没。阿爹打鱼常受伤，我看着看着就会了。”贝贝没有接他的手帕，自己从包袱里又翻出一块布条裹了裹手背，“刚才那位老爷的膝盖，玻璃碴子清了，三五天就能结痂。”
“你阿爹是看人的伤，还是你帮着他看？”
“都看。他划船时磕了腿，我先帮他洗伤口，他再教我怎么看风浪。我阿爹伤口跟风浪一个道理——清干净就稳得住，藏着掖着迟早翻船。”
齐啸云看着她，忽然笑了一下。不是那种社交场合礼貌性的微笑，是眼底先亮了一下，然后嘴角才跟上去。“我在沪上也算认识不少人，但像你这样——遇见事不躲的，不多。”
贝贝没接话。她不知道他这话是夸她还是试探她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，索性拎起自己的包袱，朝锦云坊的方向走去。结果她走，他也走，两人竟是同一条路。更巧的是，他停在了锦云坊楼下。贝贝狐疑地看着他，下意识把包袱往胸前拢了拢。
“你别多想。”齐啸云举手做了个澄清的动作，自己也觉得这太巧了，“这栋楼二层是锦云坊，四层是我办公的地方——齐氏商行的沪上办事处。那家咖啡店开在对面，我每周三下午都在二楼靠窗第三个位置谈事。”他指了指对面那栋楼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诚实的无奈，好像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巧合过于刻意，但又确实是事实。
“所以你在咖啡店看见我在楼下给人包扎？”
“对。”
“所以你不是刚好路过，是专门下来的。”贝贝的眼神不闪不避。换做别的姑娘被一个陌生男子追着话早低头红脸了，她不——她盯着他的眼睛问，像村里的妇人在码头追问为什么今天鱼价比昨天贵了两文钱。
齐啸云被问住了片刻，然后坦然承认：“三年来，除了给家里汇钱，我没为任何事放下过咖啡杯。那今天算那杯咖啡值回票价——它让我亲眼看到一个乡下女孩当着整条南京路的面，理直气壮地出阿爹教的包扎口诀。”他没有“三年来我头一回提前结账下楼”，那太像搭讪。但贝贝听出了这个意思，因为她留意到他这话时垂了下眼，像是讲了什么自己本不该讲的私事。
她没再接话，推门进了锦云坊。齐啸云站在楼下没跟进去，只望着她蓝布包袱上那道还在翕动的裂口，站了片刻才转身上楼。走到二楼转角又回头看了一眼——那个背着破包袱的乡下丫头已经不见了，只有楼梯口飘下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绣线味，棉味，混着河水洗过的旧布味。
锦云坊的老板娘姓沈，四十出头，苏州人，话软糯和气，眉眼间却透着一股精明。她看了贝贝随身带的几件绣品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把灯拉到跟前照着看，在手里摩挲了半天。最后她没还价也没当场拍板，只绕到贝贝身后，把她的手掌翻过来摸了摸指尖。贝贝指肚上那层硬硬的茧子，针鼻儿长年累月顶出来的旧痕，骗不了行家。
“你拿针多少年了？”
“八岁开始。学了八年。”
“八年。”沈老板娘又把她手掌翻回去，“粗活也做？”
“阿妈身体不好，我除了绣花还要帮阿爹划船、扛鱼篓、补渔网。”贝贝不遮不掩，把磨起毛边的袖口亮给她看。她不知道对方问的是手上拿不拿得动大料还是肯不肯吃苦，干脆全答了。
沈老板娘把绣品还给她，问：“一个月二十块钱，包吃住。来不来？”二十块钱在沪上不算高，但对一个刚从水乡上来的姑娘来已经够活了。贝贝没讨价还价，点了头。她倒不是不想争，而是她清楚——手里还没有让老板娘认账的本钱，先站稳再。
沈老板娘让她住在绣坊后面的一间屋里，屋里只有一张板床、一个脸盆架和一扇对着弄堂的窗。窗台上了一层灰，窗外是隔人家的灶披间，一到傍晚就飘来红烧肉的香味。贝贝把包袱打开，把养母给她带的换洗衣裳叠好放在床角，把养父给的二十三个铜板——还剩十九个——藏在枕头底下。她端端正正地把那半块莫家玉佩放在枕边，指尖在玉面上停了片刻。那天夜里她在吴江码头被遗弃时还是婴儿，这块玉是唯一一件能替她出“我姓什么”的东西。她把玉佩往枕头内侧挪了半掌，压在枕芯棉絮最厚的位置，然后拍了拍枕头，像做完了一道仪式。
然后她推开那扇窗，趴着窗台望出去。弄堂里有人在晾衣服，有人在生煤炉，有孩子蹲在地上拍香烟牌子。远处是外滩方向隐隐约约的汽笛声。她想起养母给她唱过的一句渔歌：“天上有星，水上有灯，渔船走远了，岸上的人还睁着眼睛。”她不知道岸上有没有人为她睁着眼睛——她只知道自己得在这座城里扎下根来，扎到足够硬，硬到能把阿爹的医药费寄回去，硬到有一天能对着那半块玉佩出它本该属于谁，硬到再没有人能把她从想待的人身边推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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