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走过去，在她面前蹲下。她仰头看我，眼睛亮，不像刚才那样慌了。
“爸爸……”她忽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“我们还能回家吗？”
我伸手，掌心贴上她发顶，慢慢往下，理了理她额前的碎发。
“能。”我说，“而且我们会把那些欺负人的人抓到。”
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嘴唇动了动，然后轻声说：“爸爸，我相信你。”
屋里一下子静了。
我喉咙动了下，没说话，只是抬手，又摸了摸她的头。
“放心，”我低声道，“爸爸一定会把坏人打败。”
这话我不是第一次说。十年前在边境，出发前我对队员说过；植物人醒来那天，我在医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过；第一次接她放学，看见她书包上挂着那个“爸爸是英雄”的钥匙扣时，我也在心里说过。
这一次，我说得最稳。
周婉宁站在旁边，没打断，也没笑。她只是看着我们，眼神没冷也没热，像一块冰底下压着火苗，不动声色地烧着。
我站起身，重新背上包，确认匕首位置，拉好冲锋衣拉链。窗外天光已经亮透，晨雾散了，远处传来公交车启动的声音，城市彻底醒了。
“再歇二十分钟。”我说，“然后出发。”
三人没再说话，围坐在屋中央的空地上。我靠着墙，闭眼调呼吸，让身体一点一点找回节奏。周婉宁坐在角落，手里捏着那张抄了坐标的小纸片，指腹来回摩挲边缘。陈雪抱着膝盖，脑袋一点一点打盹，手里还捏着画纸一角，没展开，也没松手。
阳光从破窗照进来，落在背包侧面的钥匙扣上。“爸爸是英雄”五个字被晒得微微发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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